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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锐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运用好降准、降息以及再贷款等货币政策手段，再次强调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要使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就要大胆突破增量支出、转移支付和减税降费等组成的传统工具箱，同时用好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和进一步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形成的相应资金，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更丰富的财政手段。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财政政策如何选准积极发力的方向和目标。

基建投资无疑要纳入其中，在改善城乡基础设施的同时，拉动下游原材料与产品需求，并且带动民间资本投入，形成投资乘数效应，进而促进经济快速恢复。另外，出口同样也需要财政政策激励，包括提高出口退税水平、减免跨境电商出口增值税与消费税等，防止出口萎缩对企业生产经营形成压力。

需要看到的是，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57.8%，新老基建等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贡献率只有31.2%，剩下的就是出口贡献率。因此，财政政策着力点应当大力聚焦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一方面，消费可以反作用于生产，进而带动复工复产，恢复经济社会整体秩序；另一方面，不像投资那样具有边际效应递减，消费呈现出了鲜明的规模效应递增，同时与出口很大程度受到外部环境牵引不同，消费能表现出更稳定、更持久的内生性增长势能。

从短期来看，疫情给居民收入和消费带来了相应影响，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9.0%，但我国拥有14亿人的消费大市场，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容，直播带货、线上采买、无接触配送等新消费业态层出不穷，物流系统日臻健全与完善。只要政策引导及时且对头，消费动能还是有可能被进一步激发出来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应对疫情、刺激消费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陆续推出的消费券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同时存在附加条件过多、碎片化等短板。有关地方可专门向中低收入群体以及因疫情失业的群体一次性发放一定面值的现金券，这部分人群恩格尔系数一般较高，现金券很容易转化为消费购买力。在拉动传统消费的同时，财政可探索对新能源汽车、5G手机等新消费加大补贴力度，以促进较大宗的商品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