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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日来，湖北当地红十字会的一系列操作遭受颇多质疑，如物资分配比例失调，发布声明日期错误，把媒体直播信号掐断在舆论场近乎沸腾的热议之后，2月1日，湖北红十字会表示深感痛心、自责和内疚;武汉红会也调整了捐赠流程，可直接定向捐给医疗机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向湖北武汉派出工作组，指导、督促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市红十字会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可以想见，在如此规模的疫情面前，公益组织必然手忙脚乱，前方需求与后方供给规模都十分巨大，其中可能出现周转不够快、调拨不够及时等情况，这并非不能理解。

　　但是，理当思考的是，将物资集中统一到少数组织手里统一分配，公益组织是否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如果医院求助、外部帮助，本身也构成了供求关系完整的市场，如果不对市场信号迅速反馈，再在中间伸进一只分配的手，增添进无数表格，是否也会制造寻租空间?公众对公益组织的监督，能否是即时性的，而不是舆论哗然的爆炸性方式?

　　在舆论发酵的同时，也意外地衬托了其他一些尊重市场的公益组织和企业。比如某演艺人员所创办的基金会，其就获得了不少捐助，物资款项到达的医院相对清晰有据，她本人所谓一包方便面都能公示的话在网络上流传颇广;同时，有相当多的企业也自发救助，手段也颇多元，除了物资捐助外，还开辟物流通道、保障线上供给、补贴相关商家等等。

　　当然，这些救助从规模上相对于集中救助未必那么巨大，其效果如何也有待评估。但至少从行事逻辑上，更符合几十年市场经济运转所沉淀在人们头脑中的常识。这种常识或许可以概括为：主体多元、目标清晰、过程透明、监督有效。

　　市场具有相当的效率，几十年间以时空压缩的速度取得巨大成就本身就是证明。市场、法治已经构成中国现时性状态的前提下，悬浮于这些基本的常识之上，低效与寻租就可能出现，而无论出现与否，与舆论构成认知上的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

　　有一些事例颇具有启发意义，比如1月31日，华中科技大学北加校友会发布消息，重达2.5吨的医疗物资直抵武汉协和医院，用时22个小时;2月1日上海一驾直升机从杭州起飞，运送一吨物资抵达武汉协和医院。在这场疫情面前，不妨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运用，尊重更具效率和指向性的市场机制，充分调动社会的韧性和自动员能力，弥补组织能力的缺口，借此检验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路径。

　　同时，机制化运转、以人道主义救助为本职的公益组织，本身也该在这一波波舆情中，反思公众的指向何在，向着符合常识的规则靠拢，让人一望可知，一望可以信赖。